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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碑一石表千古——小议成山立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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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友  发表于 2019-6-20 09:17:28 |阅读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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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□ 张起明
  原城厢公社(今成山镇)党委书记方家和告诉我,1962年,他陪同田汉去成山头看始皇庙,当看到发碑石时,田汉同志嘱咐他说:“这是秦始皇留在成山头**的一点东西,千万要把它保护好。”
  田汉是当代文化名人,又是著名的学者。他的话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。文革期间,成山头驻军取石挖土将发碑石背后的山体毁去了一小半,其情危及发碑石。1978年,荣成县文化局筹资一千元筑石固山,保护了发碑石的安全。1985年,荣成县文物馆雇请了一名专职人员在成山头看管始皇庙和发碑石。
  发碑石是什么东西值得大家这么重视呢?其实发碑石是个民俗称呼,这个名称来自古老的民间传说。在成山头一带,民间老百姓都知道三山子(成山)上面那块石头与山上的固有岩石不一样,据说它是从地下冒出来的,而且还会逐年长高,所以叫发碑石。世世代代的乡亲们都把它看作神物,大人小孩谁也不去随便动它。
  田汉重视发碑石,自然有着历史原由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二十八年(公元前219年):秦始皇在登封泰山之后便“并渤海以东,过黄、腄,穷成山,登芝罘,立石颂秦德焉而去”。肯定田汉是认为这发碑石就是秦始皇的成山立石。从一些地志类书中还可以知道,这块成山立石是有着历史传承的。早在伏琛的《三齐略记》就有关于成山立石的记载。据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文登县成山条引《伏氏记》曰:“始皇欲渡海,立石标之为记。”看来那时候对成山立石就已经重视了。不过在这里还可以将之理解为“石标”。标同表,石表就是表海石,意谓秦始皇这立石是为封疆表海而立的。清代沈廷芳《登成山》诗有句“残碣没千秋”将立石称作石碣;而道光《荣成县志·古迹》则将之系于“天尽头碑”条下,云“始皇东游立石成山”,这是说明,成山立石在清代后期或被称作“天尽头碑”。总之,秦始皇在成山立石,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,而且一直保存至今。但是由于晚近以来一些杂乱传闻影响很大,什么秦皇碑啦,李斯碑啦和秦东门碑啦等等不一而足,致使成山立石的真实名称几近失传。
 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,第二次文物普查时,荣成县文物馆对成山立石做了初步的调查,当地群众确实不懂什么是成山立石,可是问起发碑石来倒是妇孺尽知的。当年县里有关部门曾将发碑石的传说记录成文,写作“发碑石”,从字面看来是符合民间传说的本意,但这个用字难免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我们将“发”字换成“法”字,则顿时使人心中豁然。“法碑”者即“御碑”也,谓皇帝所立的碑。这个法字的意思如同法律之法、法驾之法是一样的,而“碑石”呢就更明白了,民间指的是没有刻字的碑材石,叫“碑石”。这里民俗语言仅用了“法碑石”三个字就简练概括了该立石的性质——御碑,面貌——没有刻字(碑材石),这是完全符合史书上对成山立石的记载。始皇二十八年在成山、芝罘同时立了石,而当二十九年再巡芝罘时,将其去年在芝罘所立之石加刻了辞铭,可是成山立石却始终没有刻辞。解读至此,不禁令人叹服古老的下里巴语汇竟然这么精辟。由此也可以看出,民俗文化里确实记录着某些真实的历史信息。弄明白了这个,对那些晚期的方志书上所收录的关于成山头天尽头碑、李斯碑和秦东门碑等无稽之说,是大可不必去理会的。
  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,文物馆将成山立石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(连同成山头遗址、始皇庙)。经过考查,成山立石确实不同于本地山上的花岗岩石,这是青石,属于石灰岩质。胶东不产青石,应该是从别处搬运来的。
  成山立石的形状大致为横式长方形,竖立的方向基本为正南。其顶面和东侧面风化残蚀比较严重,其背面和西侧面保存基本完好,依稀可以看出原来的面貌。立石正面向阳,风化最为严重,不知何时已经剥落了一层,其底部所剩下的断茬尚在,厚约30厘米。经测量立石现高120厘米,现宽145厘米,残厚45厘米,加上剥落的30厘米,其原厚应为75厘米。通观全石,我们认为立石大致上还是保持着原来的状貌,历史上没有被挪动过,亦并非如同传说的那样,在明代被人们打碎了上半截扔到海里去了,现在只是下半截云云。
  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,1985年夏,荣成县文化局、外事旅游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当时的龙须岛镇政府,在成山头举办了一次“成山头文化研讨会”,关于法碑石问题大家统一了认识达成共识,决定为其竖立保护标志碑,定名为成山立石或秦代立石。
  有人质疑,这个秦代立石没有刻辞,似乎并非始皇所立。这个问题需要了解秦代立石发展的过程。秦始皇巡狩立石是沿袭的上古旧制,其作用是维系**和封疆标界。我们说始皇二十八年东行齐鲁是有备而来的。他从第一站邹峄山落脚伊始就着手立石了,当时他只是立石未及其他,待“与鲁诸儒生议”过之后便又“刻石颂秦德”的。由过程看,刻石一项似乎是采纳了鲁地儒生之建议而为的。不过从此以后,刻石几乎成为秦始皇立石时所不可或缺的项目。从这些刻石铭辞内容看,秦始皇是充分利用刻石这种政治广告大作政治宣传的。这种宣传效果应该是不错的,故此他将这种广告方式一直坚持使用到晚年最后一次“上会稽立石刻”。从这一点看,立石刻辞应该算是秦始皇的一大发明。
  从《史记》表述的行文可以得知,秦始皇在各地立石刻辞所进行的步骤是不尽相同的。有的是先立石后刻辞,如邹峄山、泰山;有的是今年立石明年刻辞,如芝罘;还有的是先刻辞再立石,如琅琊台和会稽山。其中只有一处例外,只立石未曾刻辞,即成山。这是为什么呢?
  尽管个中原因《史记》没有说明,我们不妨试作分析。成山立石与芝罘立石,《史记》记载是为“颂秦德”而立的,这是秦始皇本次东巡计划中的事,也就是说,原本立了石便是“颂秦德”。至于在石上刻辞,则是到邹峄山之后临时增加的项目。刻辞之举只是放大了政治效果而已。所以我们说,立石是已经符合了始皇本意的,未必一定要刻辞。
  还有一点需要明白,秦时设郡置县是按人口划分的,那时现在胶东一带人口很少,故而在黄县以东直至东海边,只置了一个腄县(今烟台市福山区)。腄县地广人稀,但位置非常重要,县境的芝罘山、成山自春秋以来就十分著名,故此始皇东来是必去不可的选地。在一个县辖地内行两座立石,这可是秦始皇仅有的一次,足见其对这里的重视。可是刻辞宣传是针对受众的,腄东直到成山人口非常稀少,做广告的效应不会太大,而芝罘紧邻腄城北郊,民户相对密聚,所以始皇二十九年再巡芝罘时,所刊刻的“两篇广告”便都放在了芝罘。在同一处地方刊布两块刻辞,这也是秦始皇仅有的一次。
  其实就维系**而言,由于腄东人口不多,成山立石的意义并不重大,但是就封疆表海而论,成山立石就非常重要了。这亦是秦始皇不辞迢迢奔劳亲临亲往径直来“穷成山”的原由所在。成山立石的性质《史记》只将其与芝罘立石一并简而言之为“颂秦德”,实则其表海封疆意义应该是主要的。这一点伏琛因去秦未远,他在《三齐略记》中就保留下成山立石的原真信息。伏氏将其称之为“石标”,这表海石就是封疆标界之石,石表(标)是不必刻辞的。譬如《史记》所载的始皇三十五年“立石东海朐界中,以为秦东门”,亦是竖立在东海岸边,亦没有刊刻文字。参透了内中原由就不难理解成山立石为何没有刻辞了。
  又或质疑,作为秦代立石,若据上文的测数,体量未免过于卑小,这与大秦帝国和秦始皇帝的宏业伟名似乎不太相称。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不宜凭空做过度想象,首先我们不可过高估计了秦始皇好大喜功的一面,我们不能忽视当时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限制。譬如道路条件和运输工具毕竟都是有限的,就成山这块青石而言,它至少是采自现在潍坊市以西某地,虽然看起来并不太大,但是在那个年代若要搬运过来,无论是用船载或者车运,都谈何容易?再者,因为秦代立石无论是有刻辞者和无刻辞者,都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无存了,今天我们无从对比其形制的大与小。就著名的泰山立石而言,现在只剩下九个半字的两块残片了。如果随便想像的话,泰山立石应该是最为壮伟高大的一块。据唐代张守节在其《史记正义》中引述《晋太康地记》云“竖石高三丈一尺,广三尺”,按照这个数据折合今制,这石的高度便是7.6米,很够雄伟壮观的了。然而,我们认为这个数字过于夸大失实了,是不可信的。似这样高的大碑,即使在现今也够得上是丰伟巨制了。关于泰山立石的形制,历史上还有一则记载,北宋的书法爱好者刘跂,曾经两次亲登泰山探访秦代立石及其刻辞。据刘跂在其《刘跂秦篆谱·序》中所记:“其石埋植土中,高不过四、五尺,形制似方而非方,四面广狭皆不等,因其自然,不加磨砻。”若依刘跂的目测数,这石“高不过四、五尺”,我们折中按4.5尺算,其合今制的高度便是约为140厘米,那么现今的成山立石高度,比宋时的泰山立石之高仅仅差20厘米。如果这个比较可以的话,怎么能说成山立石卑小了呢?
  成山立石迄今经历了近22个世纪之久,就笔者所知,当年秦始皇在全国搞的立石和刻辞是很不少的,但流经2200多年的岁月,遭受到自然和人为的不断破坏,如今保留下来的只有成山立石一处了,堪称麟角凤毛。这就是田汉先生生前之所以对其非常重视并嘱咐呼吁地方领导“千万要把它保护好”的原因。
(荣成时讯数字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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